檢查後，醫生說他罹患了先天性成骨不全症，這才知道，原來嬌小的身型和易骨折的體質，是因為這個約二、三萬分之一發生率的罕見遺傳疾病，讓全身的骨骼強度變差、骨質脆弱，只要遇到堅硬物品或是跌倒，甚至動作過快或過大就容易骨折，也是俗稱的「玻璃娃娃」。
上國中後，他又因骨折休學，「那時候覺得自己的身體實在很弱，要一直這樣麻煩別人……」他一度想割腕輕生，幸好，媽媽的話提醒了他，「健智啊。但他們大部分也會跟我打招呼啦。
」他到補習班苦讀一年，考上嘉義大學獸醫系。」 那個笑容改變了健智大哥的人生觀。媽媽問他想做什麼，「我說自己也沒有一技之長，先去考大學好了。「前面幾個同學做完後跟我說，手伸進去會被夾很緊喔。」 說到牛，健智大哥突然眼神發亮地偷笑著，他聊起某次實習課要去牧場學習判斷牛的懷孕週期，學生須將整隻手伸進牛的屁股裡，隔著腸子觸摸子宮來進行判斷。
某天下課，他看到那位同學拄著拐杖走出來，便問：「你要去哪裡，要不要我載你？」同學說好，一腳跨上他的三輪摩托車，抵達目的地時，他問同學：「你家住這裡喔？」同學給他一個無比燦爛的笑容，說：「不是。」他輕鬆回答，那些日常經歷早已轉化成人生道理。這一家人也和其他的哈薩克返鄉者（Oralmans）一樣，和他們出生長大的新疆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埃爾博拉特和烏米森自移居哈薩克後，每年還是都會造訪中國，在哈中邊界來去自如。
在2013年到2017年間，一帶一路下過於美好的中哈關係對於中國出生的哈薩克移民、甚至在哈薩克出生但因為通商和中國有密切來往的哈薩克公民，就像是一張精心設計的透明大網，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保守估計，在哈薩克境內，至少有50萬個家庭受到2017年起大規模拘禁的影響，骨肉之間生離不復相見是這個陷阱中最大的悲劇，而且時時刻刻上演。可是那些從中國到哈薩克留學的、在中國出生的哈薩克年輕人，放假／畢業回到中國卻可能被抓，只因為他們到哈薩克學習，讓他們成為潛在的民族／宗教極端份子。當澤米斯古爾的祖母於2018年夏天去世時，她的祖父和父親都無法參加葬禮，他們被拘留在新疆。不料十年後，時過境遷，這成了他被判刑八年的原因。
而這幾年就這樣過了，他們至少還擁有一些天倫樂。這一來一往的差異，讓人稍稍看出中共在定義哈薩克（族）人是不是潛在宗教極端分子／恐怖份子的邏輯：在哈薩克出生的留學生生於友誼之邦，必然對於中國沒有國安危險。
無助的烏米森等了又等，終於在年底決定先回哈薩克，當地警察告訴她，她們的婚姻會「傷害」埃爾博拉特，最好還是離婚。而這個大型陷阱的荒謬之處，甚至不是哈薩克人認命的繞條遠路走就能避過。例如已成為哈薩克公民的奧拉貝克在移居哈薩克時，礙於中國對於新疆地區學齡兒童申請護照的限制（簡單說就是不發），只能帶著學齡前的兒子到哈薩克，兩個女兒留在中國繼續就學，他和老婆已經接受時時返回中國探望女兒就好的無奈，為了方便看女兒，奧拉貝克的妻子古茲拉只好持續拿中國護照。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等等，為什麼要逼他們離婚？」幫我做論文最後校訂的老公茫然地問我，我把澤米斯古爾一家人的故事作為碩士論文的開場故事，藉此引出有大量哈薩克公民被拘禁在新疆的問題。
在《蘋果日報》做的一個訪談中，澤米斯古爾陳述：「你們也聽說那裡發生什麼事情，總之爸爸媽媽都害怕，他們不想去坐牢，也沒有反對，也沒有多問什麼問題，就覺得應該那樣就該那樣，就簽了字。更別提，每一年有約1萬2000至1萬8000名哈薩克土生土長的年輕學子們在中國讀書，他們大部分都拿著中國政府的獎學金。」 烏米森最終簽下離婚協議書，回到哈薩克，一家子從此沒有再收過任何和埃爾博拉特有關確切的消息，可以確定的是放棄哈薩克國籍也沒能換回土地，而由於親戚們害怕收留他，他也無定所，似乎有人看過他在小學當保全並夜宿該地，但這是未能證實的傳聞。然假如問我為什麼在兩千多份證詞中，挑選埃爾博拉特和烏米森的故事作為論文的開頭，我想大概也是因為自己始終有相同的疑問，對於許多哈薩克人（包括哈薩克公民和中國籍哈薩克人）被拘禁的緣由，我都能從中共政權的性質和治術裡找到解答，可是，「是不是很莫名？到底逼著夫妻離婚是為了什麼？」 澤米斯古爾父母的遭遇是新疆人權危機裡極其荒謬的一頁（雖然在新疆罄竹難書的各種事件裡，也只是一頁）：逼迫他國公民放棄護照是荒謬，逼迫夫妻離異也是荒謬。
2017年春天，他們忽然接到新疆當局的通知，將會發給女兒護照，要家長回去領（當局甚至準備了真正的護照取信他們），順便換發兒子的護照，要家長把兒子也帶回去。又或者，當中國當局一邊宣傳中哈友誼，一邊把哈薩克列為26個涉恐國家，把拜訪哈薩克或有哈薩克聯繫視為一種涉及恐怖活動的行為需要被防範甚至被改造，就是最大荒謬，不但荒謬還極盡矛盾，於是人民在這雙重標準中無所適從。
之於澤米斯古爾一家，埃爾博拉特已經人間蒸發，更糟糕的是，澤米斯古爾的爺爺和家族其他親戚也都被拘禁在新疆，始終無法回到哈薩克到了鄧小平時代，不願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政治意志更加堅定，鄧小平作為務實的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更加直接地將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和紅線亮出來。
2015年的「馬習會」，作為兩岸政治分立以來雙方最高領導人的首次會晤，正是希冀以談判漸次解決台灣問題。」環顧美、日以及台灣的邦交國，皆沒有為台獨發聲與背書的可能，甚至於連美國在升級與台灣實質關係，打壓並刺激中國中國的同時，還透過特定官員不忘提及「一個中國」，拒絕做出協防承諾，只是要求台灣必須增強自身的防衛能力。1996年台海爆發飛彈危機，彼時解放軍分別向台灣外海發射飛彈、舉行兩棲登陸作戰演習，美國則緊急調動兩個航母戰鬥群進入台海。再如何不願，這也是台灣今天面對的現實。即便是1958年爆發八二三炮戰，也是政治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毛澤東並不預備透過炮戰奪取金門，而是要展現一種政治姿態，表達對「美帝國主義」的蔑視。文：泉野 劍拔弩張的台海情勢，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著已隱隱感到形勢不妙的2300萬台灣人民，正面對被武統的風險。
這是冷戰結束後，美中台距離戰爭最近的一次。不同於1990年代兩岸間對於終極解決長期分裂的主張安排，既有中共追求的和平統一，台灣官方的《國統綱領》，還有民進黨的台獨，再到如邦聯制等倡議，五花八門。
美國和民進黨如果繼續碰觸中共的底線，這位曾言不願看著台灣問題一代一代拖下去的政治強人或將不惜啟動武統，以避免形勢急轉直下，讓兩岸人民付出更大的代價。2017年底的中共十九大，面對蔡英文「交卷」後當時中國已經浮現的武統聲浪，習近平仍然提出要「堅持和平統一」，2019年初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講話中，習近平提出了「兩制台灣方案」，但達成方案的設想路徑仍是「和平協商」。
1979年鄧小平主動提議以談判終止兩岸對抗局面，以「和平統一」的新政策替代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台灣」。另一方面美國當時的態度也多有曖昧之處，雖然台灣業已成為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重要環節，美國也持續對蔣介石提供軍援，但美國基於聯中制蘇的戰略，並無意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直接挑戰中共。
這樣的格局變化攤在台灣面前，台灣內部朝野，若不是自溺於「美」式童話般陶醉，那就是鄉愿地望著兩岸還能繼續維持現狀的餘暉，真正能夠為未來台海止戰的力量，到頭來只能是台灣社會的集體意識。此戰略選擇一方面是彼時的中國早因連年抗戰和國共內戰滿目瘡痍，民生凋敝，禁不起繼續損耗。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再到習近平時代，以和平談判解決台灣問題，也是他2012年上台後第一個五年任期的政策主軸。目前來看，看不懂中共和習近平的美國是在玩火，民進黨在蔡英文的帶領下已經回歸「台獨黨」的本性，國民黨儼然是扶不起的阿斗，在左顧右盼中喪失了定義兩岸關係的能力，甚至正淪為民進黨的附庸，而集權力、實力和自信於一身的習近平已經將武力完成兩岸統一的選項擺在了檯面上。
鄧小平也說明了做出如此轉變的考量：其一是全中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但究其動機，主要係因李登輝1995年高調訪問美國，始現台獨化作為與強化台灣人政治認同傾向，中共為了阻止李登輝在1996年首次的總統大選獲得連任，遂以軍事演習作為恫嚇。
但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也並未打算真的對台動武。如今，台獨之路在陳水扁執政末期已經喊出預言：「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與此同時，中國中國的國力也已然不是崛起一詞足以形容，而是成了實實在在的世界兩強之一，除了直接引起美國對北京的猜忌，也在兩岸的現實層面，專斷地築起統一的勢瀾。其二是中美關係走向有意義的正常化。
雷根（Ronald Reagan）於1980年當選美國總統後，鄧小平再次對台灣展開和平攻勢，拋出更詳細的統一方案，承諾如果台灣接受統一，將成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台灣可以保持原有的經濟和社會制度，以及和其他國家的非政府關係，甚至可以保有自己的軍隊，台灣的領導人可在中國中央政府擔任職務。就算萬般不願，後者的選擇權目前至少還在台灣人手裏，如何讓中國按下武統暫停鍵而非武統啟動鍵，才是台灣朝野社會亟需的共識和應該努力的方向——尤其這一次的台海危機，不同於兩岸自政治分立以來的任何一次危機，如本刊本期封面文章分析，它更緊迫、更直接、更具體。1990年前後蘇東劇變，美國在戰略層面已經不需要拉攏中國中國共同對抗蘇聯，加上天安門事件的發生，讓美國在對中國中國實施武器禁運的同時加強了對台灣的軍售，但美國當時明顯留了一手，並未將台灣納入協防體系，而中美關係在磕磕絆絆中前進，雖然總有爭吵發生，但總體上溝通合作仍是雙邊關係主軸。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在毛澤東時代，面對蔣介石喊著「反攻中國」，毛澤東喚著「解放台灣」，但在因韓戰而錯失了時間窗口，美國將第七艦隊開到台灣海峽後，中共後來並無意透過武力解放台灣
另一方面美國當時的態度也多有曖昧之處，雖然台灣業已成為美國圍堵共產主義的重要環節，美國也持續對蔣介石提供軍援，但美國基於聯中制蘇的戰略，並無意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直接挑戰中共。就算萬般不願，後者的選擇權目前至少還在台灣人手裏，如何讓中國按下武統暫停鍵而非武統啟動鍵，才是台灣朝野社會亟需的共識和應該努力的方向——尤其這一次的台海危機，不同於兩岸自政治分立以來的任何一次危機，如本刊本期封面文章分析，它更緊迫、更直接、更具體。
1979年鄧小平主動提議以談判終止兩岸對抗局面，以「和平統一」的新政策替代毛澤東時代的「解放台灣」。2017年底的中共十九大，面對蔡英文「交卷」後當時中國已經浮現的武統聲浪，習近平仍然提出要「堅持和平統一」，2019年初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四十週年講話中，習近平提出了「兩制台灣方案」，但達成方案的設想路徑仍是「和平協商」。
再如何不願，這也是台灣今天面對的現實。但當時的中共最高領導人也並未打算真的對台動武。
